繁体中文版《造局者》,简体中文版《框架思维》
 
正是心智模型為我們帶來秩序,讓我們能夠無視不必要的事物而抓住重點──就像在雞尾酒會上,只聽到自己的對話,而不管四周其他人的吱吱喳喳。
 
現在我們知道,如果能用正確的方式、提出正確的思考框架,就能找出更多的可能,也就能做出更好的選擇,創造更好的局勢。使用怎樣的思考框架,就會影響所看到的選項、所做出的決定、所得到的結果。思考框架愈好,結果也就會愈好。
 
大家爭吵的並不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,而是這有什麼意義。於是這成了一場羅夏克墨跡測驗(Rorschach test):你帶著怎樣的思考框架,就會看到怎樣的內容。
 
實際上,人類進步的路上,就四處散落著被拋棄的框架殘骸。
 
從經濟學的領域拿來一套共產思考框架,再硬套在農業上,這只能說是愚蠢至極,但蘇聯領導者就是讓李森科主義成了農業政策的基石。
 
面對世上的許許多多事物,人類的心智會透過思考框架來掌握重點、過濾雜訊,否則完整的資訊實在太過龐雜,只會讓人思考過載。
 
可能有人會認為,另啟思考框架就好像是典範轉移(paradigm shift),也就是:某個特定領域的主要概念及實務有了根本上的改變。
 
這裡的做法,就是去問「如果……會怎樣?
 
正確的思考框架就是還不存在,而需要由我們自己設計、發明出一套全新的框架。
 
有一種人開始相信機器,也有一種人開始相信暴民──粗暴的正義、簡單的答案。
 
這種情況下,治理靠的是感覺,領導靠的是情緒。
 
至今,人類仍然容易落入單一的思維方式,不斷想說服自己,過去的單一思考框架之所以會失敗,問題都是出於那個思考框架本身,而不是出在「單一」這件事情上。
 
需要的並不是在認知方面出現什麼不可思議的進步。
 
這個時代充滿著矛盾與分裂:有大型慈善事業、也有暴政肆虐,有科學、也有反科學,有事實、也有假新聞。住在貧民窟,抬頭也可看到國際太空站;有人想搭火箭殖民外星,卻也有移民兒童身陷囚籠。既有人還是原始人類,也有人已經準備成為超人類;有人活在底層,有人意圖成神。
 
一般而言,物種是因為無法適應環境而面臨滅絕。人類可能是史上第一個擁有一切適應所需、卻仍然滅絕的物種,並不是別無選擇,而是因為做錯了選擇。
 
不論今天要談的是女性如何應對性騷擾、或是科學家如何思考抗生素的分子結構,思考框架都會讓我們更容易理解這個複雜無比的世界。我們心中,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框架,我們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。這些思考框架有的簡單、有的複雜,有的精確、有的粗略,有的美麗、也有的邪惡。但不論如何,都會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,協助我們提出解釋、抓住重點,做出決定。
 
近幾十年間,從哲學到神經科學,各式各樣的領域都曾研究人類的思考框架,只是用來描述的術語有所不同,包括:模板、抽象概念、再現(representation)、基模等等。
 
大約在1970年代,「心智模型」的概念開始流行,眾人也開始認為人類的推理並非邏輯形式的運作,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:我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,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。
 
思考框架並不等於想像力或創造力,而是想像力或創造力背後的強大推手。
 
大多數人在做決定的時候,可能並不會太在意自己的心智狀態。
 
思考框架最重要的一點,並不在於本質為何,而是能夠促成什麼。思考框架之所以能給我們帶來力量,是因為這能讓我們的心思聚焦。有適當的框架,就能更凸顯重點,並讓我們無視那些旁枝末節。
 
思考框架就是各種巨大、有效的認知捷徑,形塑了我們做出各種決定時的思維空間,能讓我們更快、也更容易看到各種選項,並且也將我們對世界的想法加以簡化、強化與放大,好讓我們能有所行動。
 
地圖就是心智模型的一種實體呈現,既描繪了空間,也點出了位置。
 
對美國人來說,framer一詞並不陌生,歷史課就會教到,指的是起草憲法的那群人,建立了「聯邦政府的框架」。
 
萊特兄弟運用自己的思考框架,先找出許多或許能帶來預期效果的選項,再去蕪存菁。他們做這些事的流程非常有效率,讓他們在全球首次動力飛行的競爭中勝出。萊特兄弟的突破,並不是因為想出了什麼徹底創新的事物,而是因為善用了最適合這件事的思考框架。萊特兄弟並非天才,只是很懂得運用思考框架。萊特兄弟致勝的方式,就是想清楚因果關係,想像出平行現實,以及運用物理學定律訂定適合的限制條件。這三項特色(因果關係、反事實、限制條件)正是應用思考框架時的要素。 萊特兄弟的故事也點出,思考框架本身並非解決方案,而只是尋找解決方案的工具。
 
思考框架也能幫助我們將各種價值觀「操作化」。
 
但這也讓我們看到,一旦社會接受了某些思考框架,要再擺脫是多麼困難。
 
大約在西元十一世紀以前,歐洲多半只在教堂與修道院會有閱讀的行為,而且是以集體朗誦的方式進行,主要的目的是讓人參與一種讚頌神的集體活動。而等到十一世紀以後,開始出現了另一種閱讀的框架:默讀。默讀的形式推動了另一種目標:不再是集體的體驗,而是一種個人的經歷。
 
建立思考框架是人類的一種核心能力,機器無法模仿。
 
自我成長的書籍講到要讓思考有創意、不要自我設限,常常會請讀者「跳出框框」。結果就是讓這種說法成了陳腔爛調,特別是在商管領域。
 
人類所建立的思考框架之所以有用,正是因為能讓我們的心智運作仍然有架構、有目的、有限度。
 
九點測驗其實不是一個如何「跳出框框」來思考的例子,而是人類如何建立思考框架的例子,讓我們看到就是:你得先選擇心智模型、選擇要有哪些限制,再用來思考各種反事實。
 
像是在十七世紀晚期,曾有人拿牛頓的慣性定律和重力原理來解釋市場競爭。而到了十八世紀中期,法國有一群原本學醫(physician)的人轉作了經濟學者,自稱為physiocrat(重農主義者,physio原意為「身體」,cracy原意為「治理」)。在他們看來,金錢在經濟體裡流動,就像是血液在循環系統裡流動一樣。這兩種思考框架都並未真正掌握經濟的複雜程度,但也都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。 到了二十世紀,開始有新一代學者以機械工程學搭配數學模型,來思考經濟的運作。
 
在2002年的演講中,柏南奇打了一個可愛的比方:從直升機上撒錢。這個意象深植人心,讓他有了「直升機班恩」(Helicopter Ben)這個綽號。
 
我們可以把隱喻看作是人類思考框架的一種表現方式。
 
換句話說,也就是我們必須能夠瞭解彼此在想什麼,而且更重要的是,也要知道他人對自己有何期許。
 
最新研究顯示,人類的科技在過去兩個世紀快速改變,既不只是因為個人將實際情境與抽象原則連結的能力(平克主張的認知利基),也不只是因為具備了分享知識的社會能力(托馬塞羅主張的文化利基),而是因為結合了兩者的優勢。
 
塞麥爾維斯的悲劇告訴我們,光是有了能夠改善決策的思考框架還不夠,我們還必須提出有說服力的因果解釋,才能讓框架廣受接納,否則只會像他一樣失敗收場。塞麥爾維斯失敗的因素或許不止一項,可能是聽起來太激進,也可能是因為他還沒提出證明,不像巴斯德和李斯特遵守科學文獻的制度規則而有實據。再或者,可能是塞麥爾維斯的地位不夠,特別他來自匈牙利,身邊同行卻都是奧地利帝國的醫師精英。但不論種種原因及價值觀為何(我們自己身為制度的狂熱支持者,對塞麥爾維斯只能給予同情),這個案例凸顯了實在需要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,才能讓人接受新的思考框架。
 
我們用因果框架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時候,其實就是在學習,因此我們會更瞭解這個世界,我們也能產生更深入、更準確的見解。
 
唯有在我們的行動會產生後果、我們能夠預測自己的選擇會如何形塑現實,我們才是真正在做選擇。
 
唯有在我們的行動會產生後果、我們能夠預測自己的選擇會如何形塑現實,我們才是真正在做選擇。
 
為了想要發揮思考框架的潛力,還需要人類的另一項認知特色:想像出不同於現在的平行現實。
 
今天的學者認為,伽利略其實從未真正做過自由落體實驗,只是運用反事實推論,在心裡做了這個實驗。
 
牛頓的蘋果、愛因斯坦的時鐘、薛丁格的貓……科學史冊充滿各種對平行現實的想像,讓科學家得以提出他們的見解,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觀點,從重力、相對論到量子理論。而且還不僅限於科學而已。
 
她說嬰兒和幼兒就像人類社會的「研發」部門,至於成人則是那些比較單調無聊的「製造與行銷」部門。
 
故事就是一個平臺,讓人得以思考各種平行現實的情境,思考人類在這些情境中該有何作為。透過這種方式,故事幫助我們評估選項、做出抉擇,也就拓展並改善了我們建立思考框架的技巧。
 
避免單軌思考。
 
對我們來說,想像不存在的事很容易,但要用抽象的概念來思考這些事,就沒那麼簡單。正如《快思慢想》和《雜訊》的作者康納曼所言:「心理模擬最重要的一面,在於這種感受是像在觀察,而不是在建構。」
 
反事實就是一種做夢,但帶有巧妙的引導、刻意的聚焦。
 
在對於平行現實的限制條件一收一放之間,也就更為貼近了我們真正面對的現實,也才能帶出最重要的新選項。
 
我們的思考框架,確實一直在影響我們的生活──因果關係讓我們得以理解事物;反事實讓我們得以取得能動性;限制條件則讓我們的思考框架能夠付諸實踐。
 
有時候,我們用錯了心智模型,卻又一直堅持,結果就是抓錯重點,找不出最佳的選項。
 
宜家成功的第一步,就是為家具的意義及用途找出另一套心理框架:家具不是用來傳家,而是用在當下。然而這並不是什麼全新的思考框架,而是由來已久,只是一直沒出現在家具業的思考框架庫罷了。有很多其他產業,當時就正經歷著從永久式走向拋棄式的轉變。而宜家創辦人的幸運之處,就在於當時這波潮流還沒吹向家具業,於是他借用並調整了這項框架,為宜家帶來競爭優勢。
 
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者羅聞全(Andrew Lo)就相信,經濟學已經到了該轉型的時刻了,要放下物理學的框架、不再強調均衡,而應改用生物學的框架,強調演化與成長。這看起來十分合理。真要說起來,經濟比較像是個複雜而有適應力的「生物」,會對各種變化做出回應;比較不像是無生命的鐵片,不管在密度或熱傳導上都完全能夠預測。
 
愛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狹義相對論,為物理學創造出新的思考框架,補上了牛頓物理學的缺口。
 
有時候,我們一開始還會對他們的新思考框架嗤之以鼻,正如維也納醫界對於塞麥爾維斯醫師(見第3章)手部清潔概念的反應。
 
我們並不懂怎樣才能「忘掉所學」。
 
這可以想像成衣服:緊身的衣服可以展現出最好的身材,但寬鬆的衣服則能讓我們在情況變動的時候,更有自由度。
 
雖然世界各地許多傳統車廠都開始另啟思考框架了,但在狼堡、斯圖加特和慕尼黑的這幾家車廠,卻仍然堅持著他們熟悉的框架──德國的工藝技術,不正是在內燃引擎的美觀與效率展現得淋漓盡致?這個思考框架,不是帶來了幾十年的繁榮嗎?
 
社會上那些最深沉的問題,需要新的思維來處理。
 
我們可能會認為,想要有心理的多元性,就代表要接觸大量的想法、意見與觀點。但那可以說是抓錯重點。多元性的優勢不是來自於數量,而是來自於差異。
 
如果一個工具箱能有七種不同的工具(錘子、起子、扳手之類),絕對會比裝了七百把錘子的工具箱更實用。
 
波佐將這種落差稱為「取得了國際人力資本的報酬」。這種概念認為:那些國外出生的公民由於接觸了不同的風俗、語言、解決問題的方式,因此拓展了他們的視野;那些人就像是既會用錘子、也會用起子,而且知道什麼時候該換成哪種工具。
 
從哈佛在1921年向學生提供「通用製鞋公司」這個史上第一份商學院案例,就能明顯看到這種用意。
 
擔心案例教學法太過狹隘,會讓商學院學生無法「看到事物在整個廣闊連結中的關係」。
 
「認知採集」就是:不斷去尋找自己不熟悉的體驗,包括認識新朋友、閱讀題材廣泛的各種書刊、造訪自己平常不會去的地方。這些都是為了培養出開放、好奇的心胸。
 
挪威在2003年通過一項法律,要求在2006年以前,所有企業董事會的女性比例必須從當時的9%大幅躍升到40%。但那些大幅增加女性董事比例的公司,幾年後的市值卻大幅下滑,股東權益報酬率也下降了20%。
 
蘋果的高層主管都各自是某種特定領域的專家,具備不同的思考框架,也就能夠提出多元且各有重點的強大意見。這些人聚起來討論議題的時候,可不是沒兩下就迅速達成共識、勾肩搭背一起去行政餐廳吃飯。
 
卡珊德拉的故事出自古希臘神話。
 
卡特莫爾身為業務領導者,把這件事牢記在心。他說:「我花了很多時間,思考人類感知的極限。特別是在管理的情境,我們就是該不斷問自己:我們現在能看到多少?有多少被擋住了,看不到?有沒有哪位卡珊德拉在說話,但我們都沒聽到?換句話說,會不會雖然我們都懷抱善意,但其實也都正遭到詛咒?」
 
我們在本書一直努力想要指出,幾乎沒有錯誤的思考框架,只有不適合某種情境的思考框架,而且各種框架應該要有能夠共存的權利。但我們也要小心強調,這種慷慨的態度要有前提,也就是:唯一一種錯誤的思考框架,就是拒絕其他的思考框架。
 
經歷數十年在經濟與社會上取得成功,就會讓許多國家相信自己的主流思考框架一定是對的。在專制極權國家,就會不斷宣揚各種成功,用來吹噓領導者採用的心智模型。這種做法除了會讓宣傳機器運作得更加順利,也能回過頭來讓政權更相信自身的正當性。但這種動態十分危險,會讓個人心智與公共領域裡還殘存的框架多元性逐漸消失,於是整個社會也就一步一步走向知識的匱乏。
 
這些美國專家是透過自己最熟悉的思考框架來看各種事件。只不過,這樣得到的想法其實主要是反映了自己,而不是反映了真正的情境。
 
1661年,大清帝國順治皇帝將東南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到五十里,並驅逐歐洲商人與使節團。在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,不過是經過幾項決定,中國過去探索、發明、全球化的偉大年代戛然而止。
 
諷刺的是,矽谷已經成了新的單一文化。那些工程師、開發師和設計師常常外表類似、想法類似,也常常受到同樣的價值觀所激勵。
 
這些人不管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科學家,又或是中學輟學的駭客,似乎也都無法帶來認知的多元性;這就像是挪威董事會的情況再現。
 
單一文化最後必然失敗。如果心智模型都太過同質,不論是對特定產業、或是對整體社會,都只會失敗收場。
 
多元社會不一定等於自由民主國家。
 
如果只想一切順其自然,其實我們並不會去保護認知自由、提倡多元框架,而會像是有一股無形的引力,被固有的部落主義推向認知同質性(只要曾經跟老闆一起開過會,就會知道這種感覺)。
 
社會如果能培養出思考框架多元性,就能讓各式各樣的觀點都繁榮興盛。可行的策略有四種,前兩種在個人層面,分別是:擁抱變化、運用教育。
 
「婚姻自由」組織改變了他們對同性婚姻所強調的特性,不是視為一種自由或權利,而是對愛的表達與承諾。
 
講到同婚,只有14%的人會說到這是一種自由,而竟然已有32%的人會說這是一種愛、一種人類的情感。
 
對教師而言,他們過去成長的環境可能不那麼包容,現在卻要求他們營造出能夠接受各種觀點的課堂體驗,這可能會是不小的挑戰──如果整班同學都在點頭做筆記,教師很容易就覺得自己的觀點沒什麼問題;但要學生能去質疑各種觀點,其實需要教師自己懂得更多,特別是得瞭解各種觀點的優缺點何在。另外,教師也需要掌握如何帶動討論的技巧,以及願意相信有可能別人的某個觀點確實比較好。不過說實話,教職現在面對知識爆炸成長、行政事務增加、相關資源減少,已經十分辛苦了,要達到思考框架多元性的要求,實在不容易。
 
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務不一定在於培訓技能,而可能是要促進認知多元性:不是「想什麼」,而是「怎麼想」。
 
大部分人就是活在同質性裡、也歌頌著同質性,而與框架多元性背道而馳。
 
教育的重大目標之一,就是讓社會上那些實際存在的差異,既成為責任,也成為契機。
 
如果從思考框架的觀點來說,移民潮可能是塞翁失馬。
 
局外人就是能看到局內人看不到的東西,而這也能成為局外人的優勢。
 
為什麼我們那麼強調協調與合作、又那麼少談協調與合作背後的基礎認知過程?
 
而這件事影響巨大:我們不再把焦點放在協調與合作所需的人際互動,而轉到了讓我們做出更好決定的思考框架建構。
 
在全球、又特別是在美國,「意識型態孤島」成了各處都常見的現象。
 
認知的同質性,就等於是給廣闊的反事實定下死刑。
 
就算你想提升自己另啟思考框架的能力,也沒有明顯的線性路徑能夠依循,你只能依靠那種難以預測的頓悟時刻。這種事情無法靠練習進步。
 
情感主義的吸引力超越意識型態,這可不限於左派或右派。情感主義者可能出現在任何陣營,不管是反對疫苗接種的自由主義者、或是不信全球暖化的保守主義者,都會沉迷在極端的想法之中。但如果再深入去瞭解,就會發現他們都是訴諸於情感。雖然主張各有不同,但都是用情感在表達著相同的思考框架。
 
只憑情感和直覺,並不能真正發揮自己的所有認知能力。
 
至於超理性主義者的情況又不同,這群人對於人類建立思考框架的努力抱持著懷疑,認為人類本就無可救藥,只會永遠陷在自身思維的缺陷當中。在他們看來,答案不在於情感,而在於矽晶片;不在於衝動,而在於證據。他們希望可以靠著科技,將社會所有需要做的決定都外包。他們渴望用理性的資料數據及演算法,取代人類不完美的思考框架。
 
在他們看來,這種認知上的靈活等於墮落,而他們自己框架的僵固則等於秩序與純潔。
 
我們或許會以為自己的想法完全出於理性,但得到的選項卻遠遠不及真正的五彩繽紛,而只是一抹無趣的灰色。
 
思考框架如果建立不當,會比完全不去思考這件事,來得更為危險。
 
然而到了如今,「進步」的要素當中,「認知」所占的比重已經大於「合作」,因此我們關注的焦點也需要從「外在的資訊流」轉為「內在的決策」。
 
我們就需要培養敏捷的思路──要能夠設想那些未能表達的想法、未曾展現的理想、藏在心裡的概念、以及還沒發揮出潛力的新現實。
 
人類彼此的協調合作是表現於外,但建立思考框架卻完全在於內心。
 
想像某個聰明的朋友、史上的英雄、或競爭的對手,會如何構思對某項挑戰的思考框架。
 
應用某項思考框架的時候,重點在於迅速、有效找出合適的選項。 把重點放在最容易改變的要素。 調整限制條件的時候,先從最小的調整開始,再慢慢思考是否需要進行較大的調整。 調整時需要思考是否會牴觸其他既有的假設或信念,以維持一致性。 如果不容易同時在心裡記得所有的限制條件,就試著以實體模型的方式來呈現。
 
與其說那是別人想錯了,不如說現實本來就是那麼複雜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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