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这本书时,我根据的原则是避免讨论我没有亲身经历的事,或不是我独自发展出来的东西;以及我还没有吸收消化完全,没办法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东西。任何有上述问题的材料我都弃而不用。我也删除了一些内容,包括频频提及的研究者名字,以免看起来像是到图书馆抄来的。不是从我记忆中自然涌出的文句,我不会引用;不是这些年来我熟读的作者写的话,也不援用。我讨厌随机滥用别人的智慧,书内还会谈得更多。只有在所说的话比保持沉默有价值时,我才说出来。
 
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,我还是要指出,文人有故意将噪声(noise)和意义(meaning)混为一谈的倾向,也就是把随意构成的作品和刻意营造的信息混淆。不过这于事无损,很少有人会认为艺术是探索事实真相的工具,艺术不过是逃避事实或者让真相更称心愉快的方法。
 
笔者不喜欢读者从目录就能轻易猜到书内在讲些什么,但是暗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,似乎是必要的。
 
本书第一篇探讨的是环境与时俱变的可能性。在大多与命运女神(Goddess Fortuna,朱庇特的长女)有关的情况中,我们往往遭到捉弄。梭伦很聪明,知道得自运气之物,也可能被运气取回,而且往往出乎意料地迅速被取走。反过来说,得自运气之助极少的事物,比较不容易出现随机现象。这种情况也一样值得我们注意。梭伦也根据直觉,触及近300年来科学界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:归纳法(intution)。我在本书中称之为“黑天鹅”或者“稀有事件”(rare event)。梭伦甚至了解另一个相关的问题,我把它叫做偏态(skewness);如果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、难以承受,那么这件事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根本无关紧要。
 
绝对不要问一个人是不是从斯巴达来的。如果是,他会主动让你知道这么重要的事;如果不是,你就伤到他的心了。
 
很少人有勇气像他那样,只关心发生器,完全不顾成果。他拥有梭伦般的智慧。我们可能以为拥有这种个人智慧,以及了解随机性的人,会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,事实不然,他的生活多彩多姿。
 
根据转盘转出的结果做预言或抨击预言的倾向,正好显现我们缺乏能力,没办法应付充斥现代世界的复杂随机结构。
 
新闻记者靠投合大众的一般认知为生,既然如此又何必跟他们计较?…… 我不否认,论点应该尽可能力求精简。但是复杂的观念没办法简化成新闻媒体喜欢的表达方式时,人们就以为提出那些观念的人本身也混淆不清。MBA知道事情应该力求清晰和简单,所以造成5分钟经理人抬头。这种观念或许适用于肥料工厂的经营计划,却不适合用来讨论概率问题,因此我这一行有不少MBA在金融市场中炸毁的故事,因为他们根据所学,把必要的几道步骤给省下了(MBA读者请不要生气。我本人也不幸拥有MBA学位)。
 
请不要把正确性和可理解性混为一谈。一般认知较能接受可以马上解释清楚和“一言以蔽之”的事物,在许多领域中还将它当做是定律。
 
从观念上说,越老的东西越美。梭伦的警语适用于充满随机性的生命,而这和时下媒体挂帅的文化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,这一点,更加强化我的本能,重视提炼后的思想甚于较为新颖的思想。因此我床头摆的都是古色古香的老书。老思想越陈越香,不同于新思想的粗糙低劣。除此之外,我也花一些时间阐述进化论和条件概率中的数学观念。一种观念能够留存那么长的时间,历经那么多的荣衰循环,可见它相当合宜。噪声已被滤除,至少一些噪声已经消失不见。从数学的角度来说,进步意指某些新信息优于旧信息,但并不是说一般的新信息都会取代旧信息,因此,最适当的做法是在碰到有所疑虑的时候,以系统化的方法排拒新观念、信息或方法。
 
信息的问题不在于它令我们分心且通常一无用处,而是在于它含有毒性。
 
随机性的时间尺度特质通常为人所误解,连专业人士也不例外。
 
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,我们观察到的是投资组合的可变性(variability),而不是报酬率。换句话说,我们看到的是可变化,几无其他。
 
我必须承认,我也有这种情绪上的缺陷。但我的应对办法,是断绝获得信息的渠道,除非在极少见的状况中。这种时候,我喜欢去读诗,要是真有某个事件很重要,它总有办法传抵我的耳朵。
 
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时间尺度短的新闻充斥噪声,时间尺度长的历史中噪声则多已剔除。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我宁可不看报纸,绝不闲聊市场,而且到了交易室,总是找学数学的人和秘书一谈,却不找交易员。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好在星期六看《经济学人》周刊,而不要每天早上看《华尔街日报》。除了因为看这两种刊物的知识阶层有很大的差距,从信息发表的频率来说,我也建议这么做。
 
与会者还有称做华尔街“经济学家”或“战略家”的艺人,他们高谈阔论市场将来的命运,却不必承担任何风险,因此他们的成败取决于能不能讲得天花乱坠,而不是可以用来判断好坏的事实资料。…… 在我看来,这种会议只会污染人的智力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、一个理论或某些见解想要和别人分享。
 
我讨厌那些没在图书馆做太多功课,就以为自己对某一主题拥有原创性和深邃高见的人。
 
我不隐瞒自己一点头绪都没有,也不为此感到抱歉。
 
这辈子我在市场中做的事,称之为“倾力赌一边”最为恰当。也就是说,我试图从稀有事件中获利,这种事件不常重复发生,也因此一旦发生时报偿很高。我试着不要常赚钱,而且尽可能不常赚钱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我相信稀有事件在市场上并没有得到合理的价值,而且事件越稀有,它的价格被人低估得越严重。
 
为什么?因为心理偏差(psychological bias)的关系。我周围的人搭火车时都太专心去记《华尔街日报》第二叠的资料,以至于没办法正确地思考随机事件的特质。或者,他们在电视上看了太多大师现身说法,又或者,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去升级个人数字助理。
 
统计学显得复杂且让我们搞不懂的地方,是在分布不对称时,如上面所说的罐子。如果在满是黑球的罐内取到红球的概率很小,那么我们对罐内没有红球的信心,会增加得非常慢,比期望中的平方根值还慢。相反的,一旦取到一颗红球,我们对罐内有红球的信心会急速升高。这种知识的不对称可不是件小事,它是本书的核心,也是休谟(David Hume)和波普尔等人致力研究的重要哲学问题。
 
而我就像真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,是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,且迄今仍沉湎在希腊罗马文化中,我崇拜的英雄大多是文学人物。我们都极力避开媒体、电视和报纸。
 
但我从索罗斯那边学到的东西,并不像他希望我们学到的那样。
 
不过我无法抵挡这位匈牙利人的魅力,因为他和我一样都以身为交易员为耻,宁可见到交易只是知识生活的一个小小延伸。
 
似乎只有索罗斯的价值观和我相同。他希望被人视为商学院教授,只碰巧因为他的理念正确而富有,但由于无法取得其他知识分子的接纳,他只好通过财富争得优越的地位。这就好比登徒子用尽各种方法后,最后只能利用红色法拉利跑车引诱女人。此外,虽然索罗斯在他写的文章中没有明白表示,但他懂得怎么处理随机性,方法是保持批判性的开放心胸,而且不以改变看法为耻,但这样的副作用是使他把人当做餐巾看待。他到处宣称自己容易犯错,却仍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,因为他知道自身的缺点,其他人却自视甚高。他了解波普尔,也过着波普尔式的生活。
 
当我开始从事金融交易后,我进入了反知识分子的阶段。
 
我必须坦承,写完第一篇时,梭伦过人的智慧对我的思想和私生活影响极大。第一篇的内容令我更加相信,远离媒体和商业圈中我越来越蔑视的其他投资人和交易员,这种做法是对的。我正享受着古典文学的震撼,而这是儿时以来不曾有的感受。由于心灵不受新闻污染,所以我能避开过去15年来奔腾不休的多头市场,并从它的消逝中获益。我正在规划我的下一步:重新创造一个信息少、更确定的古代环境,比如19世纪,但同时享受目前科技上的若干进步(例如蒙特·卡罗发生器)以及所有医疗上的突破和社会公义上的进步。如此一来,样样事情都是最美好的。这才叫做进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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